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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前中美秘密渠道考察
2018-08-06 10:02:2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茅文婷 【 】 浏览:302次 评论:0

  摘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出于战略接近的需要,共同开辟了以高层、秘密为特征的沟通渠道。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首脑的信息传递和在巴黎、纽约举行的秘密会晤,中美两国传递了改善关系的确切信息,完成了基辛格访华、黑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实际安排,经受住了南亚危机的初步检验,推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其他中美沟通渠道相比,本文所考察的秘密渠道之所以能够成功运转,源于国际背景的变化、国内政治的影响和信息传递者的选择等多重因素。在秘密渠道的中美互动中,中国展示了高超的外交艺术。

  关键词:秘密渠道;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信息沟通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20年里,中美两国总体处于隔绝、敌对的状态,只有在华沙进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一项官方正式沟通渠道。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突破性进展并非经由华沙渠道实现,而是通过两国领导人构建的一些非正式的秘密渠道,即由第三国中转和彼此小心翼翼试探而完成的。现有研究成果已经在对单个秘密渠道的考察和运用美方档案解读美国政策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参见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基斯坦渠道》,《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黎渠道》,《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栗广:《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纽约渠道——以新近披露的尼克松总统安全档案为依据》,《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朱明权主编:《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等。)。但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沟通任务是多条秘密渠道共同承担的,实现中美两国的接近也是双方领导人共同作出的战略选择。所以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背景下探讨这个问题,既要把几条渠道当作一个整体,将它的发展阶段和各渠道间的关系表述清楚,也要弄清中美两国的战略考虑,以及双方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的斗争与合作。本文拟运用一些新近出版、公开的年谱、档案、回忆录,对尼克松访华前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巴黎、纽约四条渠道的建立、运作、信息传递内容、相互关系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具体考察,兼及中美两国以秘密渠道为载体进行沟通的互动过程。

  一、秘密渠道形成的缘起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动。美苏争霸态势改变,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实力有所削弱,苏联则在军事上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开始转守为攻。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断扩大,以至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新力量。

  此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已开始从“文化大革命”初期激进、混乱的状态逐渐向务实、稳定转化。中国外交机构的正常秩序得以初步恢复,中国领导人也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看到了美苏联手、南北夹击可能带来的威胁。事实也的确不容乐观,苏联正通过集结重兵,联络蒙古、印度等从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而美国则在继续越南战争的同时,与日本、韩国、台湾一起,从东部和东南部威胁中国大陆地区的安全。196929日,毛泽东委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他自己则表示:“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0237页。)

  虽然由于自力更生的气魄和三线建设等准备,中国不惧怕打世界大战,但睿智的政治家能从看似不利的条件中发现新机遇。毛泽东等领导人清楚: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不仅中国在力图避免两面作战,美国和苏联亦然。美苏有勾结,但争夺也激烈。“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问题就不能解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页。)所以毛泽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提出要利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一霸”(《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41页。)。争取哪一霸呢?四位老帅作出了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定,指出苏联“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大”(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5页。)。毛泽东认同这个观点:“跟苏联打交道这个事相当难。我们过去对苏联也有幻想,比如赫鲁晓夫初期我们还是寄予希望的,后头呢?就丧失了信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44页。)周恩来也有倾向性:“尼克松比勃涅日列夫头脑要稍微冷静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接触是需要的”(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而且从越南战争发展的情况看,美国在极力避免出现第二场朝鲜战争,并不想同中国打仗。

  那么,中国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四位老帅认为“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方针可以参考。毛泽东也看到了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被动位置,并初步判断出其改善对华关系的要求。19681117日,毛泽东指出:美国要顾及美洲、欧洲、亚洲等多处利益,“处境相当困难”,“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80582页。)。就中美关系而言,通过仔细阅读美国新当选总统尼克松的文章和竞选材料,毛泽东认为:“尼克松上台后可能有些变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29页。)他还请周恩来等人阅读这些材料,并指示1969128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在这份演说中,尼克松微妙地表达了与中国减少敌对、扩大友谊的意思。《人民日报》的刊载实际上暗示了对美政策的新思路。不少人看出,“美国总统的讲话还从未受到过如此重视”(〔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美国也意识到改善对华政策的战略意义。无论是为了减少海外的军事卷入,特别是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还是在对苏竞争中重获优势,建立稳固的国际新格局,美国都要处理好对华关系。尼克松不赞同美国传统对外政策中将欧洲完全置于亚洲之上的模式,更强调亚洲的重要性冷战爆发最初的20年,美国之所以将欧洲置于亚洲之上,一则因为若干欧洲国家的传统大国地位及其与美国的密切联系,二则因为与苏联争霸的需要,美国认为苏联的力量和战略重心都在欧洲。但尼克松在《越南后的亚洲》一文中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说明亚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包括美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亚洲进行了三场战争、现代运输和通讯愈加发达,以及二战以来亚洲飞速变化等。。在亚洲,中国的态度不仅影响着越南和谈的进程,而且关系到朝鲜、南亚、台湾海峡的局势。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我们朝着改善同北京的实际关系的方面采取我们所能采取的那些步骤,那肯定是符合我们的利益。”(《尼克松妄图挽救美帝急剧没落的危局》,《参考消息》1970221日。)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是其寻求对华缓和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他构建秘密渠道的主要助手。基辛格一贯强调多极均势,认为“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中”,中国是可以遏制苏联的战略力量,要在对苏竞争中形成“新的世界均势”,就要接近中国(〔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0989页。)。而根据美国中情局的评估,苏联越来越取代美国成为中国“主要的军事威胁”(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叁),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544页。),这就为美国接近中国提供了可能。事实也说明美国以往对华遏制政策没有达到预期,中国不仅没有屈服于美国的打压、封锁,反而于196410月成功试爆原子弹,成为正在崛起的核大国。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既“能够在大陆上实施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又“有相当的能力在远东国家中进行宣传和发动政治攻势”(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叁),第470471页。)。所以尼克松认为,“必须设法促成变化”,以改善僵化的中美关系,基辛格也“愿开始同共产党中国对话”(〔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白宫岁月》第1册,第209页。)。

  虽然两国都有缓和关系的意愿,但并没有合适的接触渠道。双方当时唯一的接触渠道——华沙大使级会谈,已于19673月暂告中止,之前也由于美国“拖而不谈”的态度而处于僵持状态,未能在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如今,即便重新启用华沙渠道,它也已经不适宜承担沟通接触的重任。一方面,拘谨的形式和大使间事务性会谈的层次限制了谈判效果。中方对美方提出的问题“只允转达,不作任何表示”(骆亦粟:《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百年潮》2008年第4期。)。美方“大使在会上念发言稿;他所得到的回答无疑也是这一类文稿”,“需要时间而且毫无进展”(〔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881页。)。尼克松形容他的外交人员“会让谈判胎死腹中”(〔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17页。)。另一方面,华沙会谈的存在已为人知晓并备受关注,不可能留给中美两国既微妙试探又充分交流、最终增进理解和信任的空间。以美国为例,“尼克松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向国会的20多个议员通报”,还要向其他一些国家、地区介绍情况(〔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09页。)。而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意见并不统一,尼克松的想法“没有完全被其他政府人员和很多美国人所分享”(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以下简称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doc.28, p.75.)。如果消息泄露,反对派可能会加以阻挠,而支持对华和解的官员也可能先一步通过其他途径摘得硕果,抢了尼克松希望已久的、完全由自己开创外交新局面的风头。

  为避免上述问题,新开辟的渠道必须有两个特征:高层、秘密。尼克松在1969年上台伊始就表示,“探索和中国接触的途径”“应该私下进行”(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3, p.7.)。几乎同一时期,陈毅也提出一个“不合常规”的设想:“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他甚至准确地预见到:“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第28页。)但是,对于20多年来一直相互敌视的中美两国而言,“找一个中间人甚至是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起草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需要传递的信息,都是相当难的”(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74页。)。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斯特·塞斯托尔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不顾礼仪风度,追逐中方外交人员的一幕。好在通过一系列尝试,双方终于建立起了理想的信息传输秘密渠道。

  二、第三国传信: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

  秘密渠道最初建立时,中美之间的信息由第三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传递。这种方式为中美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双方都可说并没有肌肤接触,也都不必因遭拒而蒙羞”(〔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13页。)。渠道高度贯彻高层、保密的原则,周恩来形容是“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1页。)。需要传递的信息交给第三国领导后,由其本人或指定专人用密码或外交邮袋交给驻美或驻华大使,再转给信息接受者。传达信息时,由巴罗两国大使宣读手写的、没有抬头和署名的函件,中方或美方笔录,而函件本身不能被留下来。“一般桌上只放一杯茶,别无其他,因为怕侍者进出听到秘密。”(《本报记者专访中美破冰“巴基斯坦渠道”参与者陈嵩禄——传口信,标点符号也要讲清楚》,《解放日报》2012222日。)两个渠道同时构建和运行,但又以巴基斯坦渠道为主。巴基斯坦与中国接壤,人员物资往来频繁,能为中美两国接触提供更多便利。而罗马尼亚毕竟地处巴尔干半岛,邻国多为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又是其往来中国的必经之地,故中美更偏爱前者。

  1.初期接触:尝试构建秘密渠道(19697月—19709月)

  构建秘密渠道的第一步由美国迈出。1969724日至83日,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期间,对两国总统叶海亚·汗和尼古拉·齐奥赛斯库就中美关系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愿意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中国应当加入国际社会”;第二,不打算加入中苏冲突,不参加旨在孤立中国的集团;第三,希望他们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在“自然的、适当的时间”,“用低调而真实的方式”,通过“最高级别”的接触把意见带给中国领导人(参见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20, p.52; doc.28, p.75.)。罗马尼亚在9月,巴基斯坦在10月中旬以前,分别把上述信息传递给了中国。

  中国十分重视尼克松发出的信号。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叶海亚,待与外交部研究后再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73页。)。从当时国际局势出发,对美接触,特别是公开化的接触有利于在中苏边界谈判等外交活动中对苏施加压力,所以,周恩来在97日告诉罗马尼亚:“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谈判。”(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122日,又请巴基斯坦转告:“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73页。)作为行动上的回应,中方释放了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恢复了中断近三年的中美华沙会谈。美国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个“有希望的迹象”(《美国务院对我释放两名美国人表示“意外”》,《参考消息》1969129日。),认为“中国这一系列举措很清楚地向我们——也可能是向苏联——发出了信号,即他们有兴趣和我们进一步沟通”(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54, p.154.)。

  尼克松在略感欣慰的同时也有另一种紧迫感——周恩来和柯西金的机场会晤和中苏边界谈判的重开使他担心中苏分歧缓和,从而影响刚有起色的中美关系。所以,从196911月至19703月,尼克松多次通过巴基斯坦传话,告知美国已停止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并希望同中国“建立最高级的、秘密的联系和接触”(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1970321日,周恩来就尼克松的口信批阅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56页。)巴黎谈判是基辛格与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在巴黎进行的关于越南战争的谈判,本身对外界保密,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未对中国隐瞒相关情况。批注表明,周恩来已明白了尼克松的意思。

  中国也有进一步接触的想法。19691212日,周恩来对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华沙渠道“就是用上,效果究竟多大还要看”(《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546页。)。在19701月的第135次华沙会谈中,中方明确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讨论“可以在更高级的会谈中或通过其他双方都能接受的途径举行”(骆亦粟:《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百年潮》2008年第4期。),留下了更为彻底的探索空间。然而,从19703月起,美国支持柬埔寨反政府武装政变,5月更是直接出兵,中国不得不对尼克松缓和关系的真实动机产生怀疑。324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写道:可以料知美国“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所以先有叶海亚转达准备开辟直接渠道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6页。)。为抗议美国侵略行径,中方连续两次推迟华沙会谈,秘密渠道沟通更不必提。

  2.实质传递:讨论特使来华(197010月—19713月)

  待美军撤出柬埔寨,国际社会的激愤归于平静后,尼克松立即想办法与中国重新联系。197010月,利用各国首脑齐聚华盛顿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契机,尼克松再次求助叶海亚和齐奥赛斯库。和一年多前相比,尼克松又向前迈了一步。他告诉叶海亚,美国愿意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对齐奥赛斯库,尼克松则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有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1页。)。这次传话后,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开始进行涉及两国关系核心内容和美国特使来华问题的实质信息传递。

  1110日晚,周恩来在与叶海亚的单独会谈中获悉了尼克松的口信。和最初传递的口信相比,美国释放的缓和信号已更为明显。除了请巴罗两国传信外,在行动上,美国放宽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拒绝了苏联提交的针对中国的所谓减少意外战争危险的备忘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美国船只进出中国的限制。此外,美苏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没有取得具体结果。这些都使得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有了更清晰的把握。1970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有一系列关于美国的集中谈话,很能说明问题。毛泽东说:“它(美国)抓得很宽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难解决问题。”美苏“划分势力范围这方面矛盾很大”。“美国人进退两难。”“美帝的朋友现在不多了。”他还主动对外放出信号:“谈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可以到北京来谈,但要谈台湾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44341345页。)这次借着叶海亚传递口信的机会,同意高层会晤的时机已经成熟。

  1114日,周恩来在给叶海亚的口信回复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中美关系的症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随后表示:“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0411页。)

  129日,尼克松和基辛格获悉口信并分析认为,周恩来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同时,没有提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是20年来北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最温和的论调”(〔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23页。)。他们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答复:“在北京的会谈将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是将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至于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东亚和太平洋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该地区的驻军。”〔(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01902页。)这其实是把台湾撤军与结束越南战争联系起来,既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援越的忌惮,又说明美国急于从越南脱身,并期望得到中国的帮助。

  罗马尼亚渠道也在11月下旬将尼克松10月会谈的口信带到了中国。受齐奥塞斯库之托来传口信的是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奥尔基·乐杜列斯库。在21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乐杜列斯库说:“美国准备通过任何途径、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改善中美关系。美国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科技方面的关系,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72页。)周恩来让他转达了和巴基斯坦渠道类似的信息,但有两个表述区别:其一,把台湾看作“中美之间唯一最突出的问题”(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02, p.254.);其二,加了一个新提法:“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到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73页。)

  19711月,收到信息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受到鼓舞”。其一,口信只提台湾不提越南,“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2页。)。其二,尼克松“之所以访问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正是由于它们独立于莫斯科”(〔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04页。)。周恩来看似不经意的一句,巧妙地使中美在战略利益上的共同点突显出来。通过此次联系,美国人发现与中国的沟通“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帮助”(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02, p.255.)。129日,美国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作了和之前相同的答复。

  此后,受越南战争升级的影响,秘密渠道的信息传递陷于停顿。尽管尼克松反复声明,“行动的矛头不是指向共产党中国”,并作了一些示好如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等等。(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07908页。),但中国仍将答复推迟。这就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不会允许自身安全受到美国威胁,也“不想牺牲朋友和牺牲原则来寻求和缓”(《法国记者让·拉库蒂尔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最后同意让尼克松来北京〉》,《参考消息》1971810日。)。中国期待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到来,但又有足够耐心。而尼克松和基辛格“焦虑的心情有增无已”,“怕整个事情告吹而烦躁不安”(〔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16页。)。直到19714月,一个新契机出现了。

  3.频繁互递:达成尼克松访华意向(19714月—19716月)

  新契机是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起,毛泽东就密切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特别是中美运动员之间的接触。当时,外交部、国家体委认为,暂不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反复思量,毅然决断:邀请美国队访华,并催促身边工作人员,“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毛泽东传》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00页。)。这就以人民的交往拉开了官方关系突破的序幕。尼克松“又惊又喜”,他“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立即积极作出回应(〔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3页。)。通过“小球”转动“大球”,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

  421日,针对秘密渠道停顿之前的两条信息,即尼克松197012月和19711月的口信,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作出答复:“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第452453页。)周恩来还建议,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细节,可以通过叶海亚的斡旋作出适当安排。

  这个口信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主动正式邀请了美国总统访华,而且将两国从小心谨慎的口头试探推进到面对面交流的实质行动,并对这一行动作出了具体安排部署,开启了秘密渠道信息传递的新篇章。美国收到信息后也认为,已经到了“迈出更大的步子”的“关键时刻”。他们先以口头方式回复接受总统访华邀请,又慎重地起草了回复口信,提议由基辛格在尼克松访问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参见〔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6237页。)美国还在口信中强调:“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25, p.319.)这主要是针对罗马尼亚渠道谈的,因为它“太暴露了,风险不可避免地过大,地理位置也太不好了”。“尽管它在早些阶段帮了很大的忙”,但“不适于在最后阶段办理联系事宜”。(〔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17页。)

  517日,中方收到信息。22日,美方又补来一个口信,对两天前刚发表的关于美苏两国同意制定限制反弹道系统的部署的协定作出说明,指出美国“不签订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基辛格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他将参加的预备会议的议程之中”(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可见,尼克松对整个沟通小心翼翼,生怕让中国之行泡汤。

  中方也看出,美方态度总体上认真积极,虽对台湾问题仍有回避,但已明白其重要性,并对来华具体工作进行了初步安排,在涉及中国利益问题的沟通上也比较及时。于是,中国方面也开始了对美会谈的筹备工作。525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研究答复口信。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美会谈情况。64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225名各有关方面负责人认真学习讨论了由周恩来主笔、其他政治局成员反复修改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中美双方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口信的情况,预估了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访问可能出现的情况和相应对策。通过这份报告和其他相关材料,主要领导干部澄清了各种思想疑虑,统一了认识,为中美关系的转变作好了准备。

  529日,周恩来发出答复口信:“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周恩来还在口信中对基辛格来华的具体日程、飞行路线等作了具体建议,甚至详细到是否可以携带电子通讯设备的问题(参见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30, pp.332-333.),体现了中方对此次沟通的重视与对美方特使的尊重。

  62日晚,尼克松和基辛格收到了这封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最重要的信件”(〔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8页。)。基辛格回忆道:“我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周恩来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即每一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它最关心的问题”。4日下午,尼克松回信进一步商讨访问细节。19日,叶海亚书面照会美国:“我们一定做好绝对可靠的安排”。(〔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32934页。)在巴基斯坦的帮助下,基辛格秘密访华圆满成功。716日,中美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

  三、面对面会晤:巴黎渠道和纽约渠道

  基辛格访华期间,中美就相互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了解了彼此的基本态度,已不必再劳烦第三国斡旋。双方约定在巴黎直接接触,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联系,巴黎秘密渠道由此诞生。197111月,中美两国又建立了另一条联系渠道——纽约渠道,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基辛格在纽约会晤。两条渠道并行,但又以巴黎渠道为主。尼克松访华后,巴黎渠道转向公开,但纽约渠道仍秘密运转,一直延续到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之后。

  1.巴黎渠道:完成尼克松访华安排(19717月—19722月)

  选巴黎作为联系地点,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基辛格为了越南和谈事宜经常来往于美国和法国之间,既方便他行程安排,也便于掩护中美秘密联系的实际情况;二是法国国际地位相对超脱,是“坚持其战略独立性的北约成员”(〔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18页。),不仅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来往自由,而且和中国、越南都有外交关系;三是法国领导人对中美和解持支持态度,曾表示希望中国能够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避免由美苏两个大国来解决问题,这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0页。)。巴黎还有一些便利条件,具体包括:崇尚自由,对使馆工作没有严格的限制;处于欧洲中心,交通发达;报纸、书刊种类多,消息来源广;等等(参见《黄镇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第237238页。)。事实上,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开辟秘密渠道之初就尝试通过巴黎与中国联系这种尝试至少有两次。一次是19704月,基辛格安排沃尔特斯向中国驻巴黎武官方文传递希望打开秘密渠道的文稿。方文并未接收文稿,但将此事报告了黄镇。另一次是927日,基辛格托朋友让·圣特尼向黄镇提出,美方希望与中方直接联系。1223日,黄镇表示已把信息呈送给中国领导人。(参见《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472473页;〔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897903页。),但由于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发展状况、联络人选择等诸多复杂原因没有成功。正如黄镇对沃尔特斯所言:“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后来才成熟了。”当时沃尔特斯说,要是黄镇的武官收下他在4月递交的那封信,谈判就有可能提前好多天。(参见〔美〕弗农·阿·沃尔特斯著,张毓文等译:《沃尔特斯回忆录:秘密使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82页。)

  巴黎渠道的主要任务是转达由双方领导人直接起草或批准的口信和文件,虽不像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由首脑亲自出面,但传递的仍是来自中美两国最高层的指示,“是一项十分机密、十分重要、十分敏感、十分微妙的任务,一着不慎,便会影响全局”(《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第479页。)。为保证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双方主要用法文翻译,当对某个问题发生疑问时,会用英、法两种语言各说一遍以抓住确切意思。为保证渠道运转的秘密性,在具体接触中,双方严格控制知情人员,使用代号联系,选择相对隐蔽的中国大使官邸作为接触地点。沃尔特斯步行前来,以防汽车外交牌照露馅。基辛格则由法国总统蓬皮杜安排绕过海关和边检,连美国驻法使馆都不知情。而黄镇也精心布置,“为了掩人耳目,官邸前院大门保持半掩半开”,翻译韦东和曹桂生一个“在院里佯作散步,注意观察,一俟沃尔特斯到来,便立即开门迎入,以免沃尔特斯在门外等候过久,暴露目标”,一个“在楼门口等候,把客人引入客厅”(曹桂生:《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巴黎渠道秘密运行期间,“沃尔特斯共来黄大使官邸45次”。“基辛格1971年来黄大使官邸三次,1972年来过一次”。(曹桂生:《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第4950页。)通过这一渠道,双方商谈了如下内容:

  第一,重大国际问题。包括美苏关系、越南战争、南亚局势等。中美公告发表后,苏联通过《真理报》和东欧同盟国作了一系列负面表态,指出:“在美国统治集团的言与行之间有很大的跑离(原文如此——引者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将估计到中美接触的一切可能的后果”(《苏〈真理报〉反华文章:〈关于北京与华盛顿的接触〉》,《参考消息》197181日。)。其在外交上也有所行动,急于和美国改善关系。因此,在1971719日巴黎渠道的初次联系中,沃尔特斯就向黄镇递交了一份确认美国将把“可能考虑与苏联人达成的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谅解,都详细地告诉北京”的函件(〔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983页。)。此后,美国又把这一范围扩大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所认为的“所有和中国人有关的重要问题”(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55, p.479.),主动在突发战争会谈、柏林谈判、日本天皇访问等问题上提前告知中国,并及时与中国交换对南亚局势的看法。以越南停战问题为例,在19721月底至2月中旬的信息传递中,双方曾就“八点和平建议”等内容进行商榷。美方反复解释相关“承诺”只是美国“单方面的而不是对等的义务”,“知会”中国完全是美国“自愿”。中方在“注意到美国信息中的澄清”后,语气也有所和缓,从最初措辞严厉的“中国人民不仅不会退缩,甚至会给予最大程度的民族牺牲来坚定支持越南人民”,转变为“中国支持越南的正义斗争,但绝对不会干涉美越谈判”。(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88, p.657; doc.191, p.660doc.187, p.655; doc.190, p.659.

  第二,双边关系问题。主要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黑格先遣小组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相关准备和释放在押美国人等具体问题,“诸如各类随行人员和机组名单、专机电台功率、频率、呼号和飞行路线;尼克松总统访问时用的地面通讯卫星终端及播送中心站的全套设备的运送和设置等等”(曹桂生:《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第53页。)。这其中有斗争,也有合作。在斗争上,联合国和台湾问题仍然是重点。如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新闻预报时间上,美方提出922日、23日和105日,并倾向前者,但中方预计美国将在9月开幕的联合国大会上继续制造“两个中国”,故选择105日公布预告,并相机再次阐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合作上,双方共同为美国领导人访华成功而努力。如为解决美方派遣大量先遣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华的问题,中美商定,同时举行几种不同级别的会议,这样周恩来和基辛格“就可以解决一些最敏感的问题而不致受到干扰”(〔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995页。)。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118日晚,毛泽东在接见即将赴美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时,明确要求黄镇通过基辛格转告美国政府:必须保证代表们的安全(参见周南口述,宗道一等整理:《联合国工作忆事》,《百年潮》2006年第4期。)。后来黄镇在巴黎渠道和沃尔特斯的会晤中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并感谢“美国人帮了大忙”(〔美〕弗农·阿·沃尔特斯著,张毓文等译:《沃尔特斯回忆录:秘密使命》,第578页。)。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方对巴黎渠道的重视和信任。

巴黎渠道商谈的内容看似琐碎,实则具有内在联系。重大国际问题的商讨,是为了消除疑虑、增进互信;而双边关系的重点,无疑是尼克松访华的具体安排。如果在前者的沟通中,中方没有感觉到美方的诚意,那么后者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外交务实,毛泽东等一直认为,中美关系能否缓和“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30页。)。美方也明白,他们对各种信息的澄清、通报、交换,都是为了追求“两国关系的根本改变”(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91, p.660.)。因此,两国才能在巴黎渠道中心照不宣,配合默契。

  2.纽约渠道:经受南亚危机考验(197111月—19722月)

  197110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官可以利用常驻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代表的身份在纽约公开活动而不会引起广泛关注,这就给中美接触创造了条件。纽约毕竟是美国本土,地理条件优于巴黎。所以,1115日,基辛格通过巴黎渠道提出,中国驻联合国的新使团应被授权同美国一方紧急会晤,“以防不能及时通过巴黎联系中国”(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55, p.478.)。20日,中方同意了建立纽约渠道的建议。经两国商议,纽约渠道保持绝密,且与巴黎渠道进行分工:前者主要处理“有关联合国的问题”和“紧急信件”,“其余事务则照旧通过巴黎进行”(〔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1133页。)。也就是说,巴黎渠道仍是双方联系的主要渠道,纽约渠道并不寻求大量接触(参见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3, p.596.)。

  纽约渠道由基辛格亲自和黄华联系(黄华不在时由陈楚大使代替),此外,参与渠道运转的还有黑格将军和基辛格助手温斯顿·洛德、中方翻译兼联络员施燕华(联合国代表团回国前由唐闻生翻译)和过家鼎。会晤时间多在晚饭后,由美国中情局派普通的家庭用车来接,“几乎每次双方抵达时间都只差一二分钟,安排得很精确”(施燕华:《我的外交翻译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会晤情况由基辛格和黄华直接向尼克松和周恩来报告,美国国务院“一无所知”,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概不过问”(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纽约渠道建立之初,正是南亚局势不断恶化之时。苏联为应对中美接近,和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得到支持的印度很快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在尼克松访华以前,南亚问题占据了纽约渠道“大部分的时间”(FRUS, 1969-1976, Vol.XVII , China, 1969-1972, doc.173, p.596.)。其首次联系就是在印度向孟加拉地区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的第三天,即19711123日。地点在纽约东30区“中央情报局曾用作安全接头地点的一幢古老的褐石建筑物里面一套狭小而寒碜的房间”(〔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1133页。),时间长达2小时。在这次会晤中,黄华重申了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立场,基辛格则通报了美国的做法,包括给予巴基斯坦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切断对印度的援助等。1210日,基辛格向黄镇通报了美国对印度采取的施压措施、与苏联关于南亚问题的沟通情况及对南亚次大陆军事态势的评估,双方就停火与撤军问题进行了商榷。12日,黄华转达国内意见:同意美方提出的将停火和撤军分离的原则,首先就地停火,然后双方同时撤军。(参见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3, p.596doc.176, pp.609-617doc.177, p.621.)黄华还和黑格进一步交换了在安理会决议问题上的观点。

  通过纽约渠道的沟通,双方了解了彼此对南亚问题的态度,协调了相应的行动,在接下来的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对印巴战争的处理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实现了联合国框架内的首次良好合作,迫使印度接受了联合国停战协议。

  纽约渠道这一时期的沟通还有更深远的含义。自6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和巴基斯坦交好而与印度存在边界冲突,若印度得逞,中国的边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黄华在会谈中指出:“这将提供一个先例,使印度和苏联有可能勾结起来肢解其他国家。”(〔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1154页。)更何况巴基斯坦是秘密渠道的中间人,“正在为他既是中国的一个朋友,又是美国的一个朋友而受到惩罚”(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6, p.616.)。美国对待巴基斯坦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将来会对中国采取的态度。所以,在纽约渠道的沟通中,美国不仅及时将掌握的苏联军事情报告知中国,而且反复强调,不会对苏联的行动漠然视之,“美国将反对他人干涉中国”(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6, p.612.);美国甚至采取强硬立场,派出第七舰队增援巴基斯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南亚危机成为中美关系的试金石,而纽约渠道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为刚刚缓和的中美关系积累了信任,与其他三条渠道一起,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四、余论

  应该指出,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中,两国之间的政治沟通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除秘密渠道之外,还包括领袖个人的缓和表示、官方政策示好、民间文化交流、华沙会谈、高峰会谈等。这些内容相互补充、相互推动,共同释放了中美两国谋求接近与缓和的对外政策意图。相比于其他途径,秘密渠道的优势在于:其一,减小外界阻力,避免媒体和他国干扰,特别是第三方蓄意破坏的行为,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其二,避开传统外交渠道的冗杂程序,由高层领导以最具效率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对于长久隔绝对立后尝试寻求接触的中美两国而言,这两个优势尤为重要。所以,其他途径大多偏重试探虚实、引导舆论,而秘密渠道则传递了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确切信息,完成了基辛格访华、黑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实际安排,经受住了南亚危机的初步检验,是将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判断推进到具体行动层面,最终达成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环节。而渠道的自身发展过程——从第三国首脑斡旋,到在第三国面对面沟通,再到在美国本土直接交流,也是中美关系的坚冰不断融化的缩影。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美建交,双方曾通过不少中间国家传递信息,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瑞典、英国、坦桑尼亚等。但这些方式或者沟通效果欠佳,没有达到目的,或者只是偶尔的、单向的信息传递,没有像后来的巴基斯坦渠道、罗马尼亚渠道一样,建立一年多的、相对稳定的信息传递机制,更不必提最终推进到巴黎渠道和纽约渠道的实务沟通层面。其中,国际背景和国内政治环境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在冷战初期的台海危机中,中美敌对情绪正浓,所以尽管周恩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表示中国不拒绝就台湾海峡形势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国务卿杜勒斯仍然态度强硬,不仅对信息不加考虑,而且对哈马舍尔德的斡旋活动十分不满。又如,19654月,中国尝试通过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传递越战中的警示信息,但受相互敌视的传统观念和战争不断升级的影响,约翰逊总统认为,阿尤布之前在北京的访问会在华盛顿引起不利的公众反应,因而推迟了其对美国的访问,造成信息传递失败。当几个月以后美国打算通过英国同中国联系,并转告北京已对英国渠道予以加密的时候,中国的内政已经越来越朝着“左”的方向发展,中英关系冷淡了下来,这一渠道自然被弃之不用。

  而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方面,国际背景的变动,特别是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使中美双方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了更多共同点,产生了战略接近的需要。正如周恩来对美国媒体谈到的:“现在世界既然有些变动,总要使大家都不受损害”(《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600页。)。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一些激进政策的消极后果充分暴露出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678月,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亲自过问外事工作,着手调整60年代以来既反帝又反修、同时应付美苏“两条线”的外交方针,把制止苏联大规模武装入侵作为战略防御的中心任务,并尝试与美国接近。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最终形成“一条线”的战略构想,即建立一条从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美国的统一战线,以抗衡苏联的霸权主义。所以,相对于以管控危机、避免战争为目的的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中的信息传递,本文所分析的秘密渠道是由内外因共同促成的中美外交战略大调整下的产物,实施环境更稳定,政策时效更长远。这也是为什么双方在意识形态仍有对立的情况下,还能努力尝试用对方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在信息措辞上反复斟酌,在字句解读时多加思量,成功维护了秘密渠道的运转。

  此外,信息传递者的选择也很重要。朝鲜战争期间,中美就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与否的沟通就是因为信息传递者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本身不受美国信任,被认为“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从而造成美国把中国“要管”的决然态度误判成“恫吓”(〔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24页。)。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在为秘密渠道寻找信息传递者时,也曾尝试过荷兰、喀布尔、挪威等,但都没有成功。荷兰渠道是荷兰驻北京公使德克森的个人投机行为,他主动告诉美国可以在美国和北京之间“扮演联络渠道”的角色,并声称中国外交部某官员向他“保证”,如果美国希望“改善关系”,那么“所有的事都会变得简单”。但当基辛格准备启用这条渠道时,却发现德克森并不能接触中国高层,“这次与中国接触的努力是失败的”。(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66, pp.176-178.)喀布尔则因为层级太低,美国不想再次通过使馆进行对话。挪威外交官虽然有充当中间人的愿望,并在19712月至4月间向美国主动传递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人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中国也有“希望挪威可以继续成为一个沟通渠道”(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04, p.257.)的意愿,但因为美国“在那里的大使馆人手不够”(〔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18219页。)而没有实现。可见,即使在其他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信息传递者也是“一票否决”因素。

  在这方面,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受到中美双方信任。叶海亚和齐奥塞斯库是与中美两国均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首脑。周恩来在口信中明白地表述了这一点:“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伟大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第901页。)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时说:“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页。)尼克松也高度赞扬叶海亚是“一个真正的领袖,非常有智慧”,欣赏其在处理中美信息交流时的“微妙和机敏”(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20, p.52doc.122, p.313.)。罗马尼亚则从1964年起抵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对中国的围攻,“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美〕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63页。)。巴罗两国也愿意调和中美关系,虽然有自身的考虑,如最大限度地争取外援、保证战略均势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斡旋中恪尽职守。以罗马尼亚19711月带给美国的信息为例,当基辛格拿不准周恩来是否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作为中美建交的先决条件时,罗马尼亚驻美大使博格丹给出了个人印象:“中国总理实际上是建议白宫考虑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折中方式——而不是告诉美国应该做什么。”(〔美〕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第465466页。)这个时候中国确实已经在酝酿更为灵活的对美方针。19715月,《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的八条原则,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同时,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作为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参见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89890页。)这就提出了参考意见,使基辛格豁然开朗。巴基斯坦渠道则以“评估”的方式告诉尼克松: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寻求有意义对话的意图是中国软弱的信号或者是对美苏结盟对抗中国的恐惧,那么可能会危及未来的谈判”(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70, p.186.)。在传递信息时,叶海亚十分谨慎,“会亲自做记录并当场核对,连标点符号也要讲清楚才行”(《本报记者专访中美破冰“巴基斯坦渠道”参与者陈嵩禄——传口信,标点符号也要讲清楚》,《解放日报》2012222日。)。巴罗两国出色的表现,减少了由第三国沟通所带来的不便,不仅增强了信息的准确性,而且帮助中美两国更好地理解对方意图,大大增强了秘密渠道的灵敏度。

  即使在中美直接沟通的巴黎渠道和纽约渠道中,信息传递者也经过慎重选择。黄镇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将军大使”、中央委员,外交经验丰富且深得信任。周恩来曾请专人赴巴黎将当时高度保密的九一三事件告他知晓(参见符浩:《“九·一三”事件补白》,《新中国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沃尔特斯曾任尼克松翻译,精通八国外语,多次被派往国外执行秘密使命,被基辛格形容为“靠得住”。黄华则是著名的“美国通”,是筹备基辛格与周恩来预备性会谈的中央外事小组成员之一,“温文有礼,和蔼可亲,而且老练沉着”(〔美〕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第965页。)。这些外交工作者严格保守机密,遵守工作授权,及时、准确地将信息传递给中美两国最高层,对秘密渠道的成功运转发挥了关键作用。

  秘密渠道中的中美互动也很值得探讨。秘密渠道的构建系美国率先提出,其所传递的很多信息也是用以表明立场的。美国似乎生怕在一些问题上造成中国的误解,整体上看,好像更积极一些。但中国是否处于消极、被动地位呢?其实不然。首先,中国要考验美国的意图,“谋定而后动”。中美毕竟对抗了20多年,中国需要在初步接触的同时,搁置一下看看,防止美国“迂回曲折耍花招”(《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46页。)。周恩来对叶海亚委婉地说明过这一点:美国的“缺点就是不成熟,表现在政策上和国际行动中就是容易冲动、多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1页。)。在看清尼克松因为越南问题、苏联问题、竞选问题不得不与中国接触之后,中国就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其次,中国运用了“心理战”策略,认为不宜表现得过于急迫,“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第22页。)。从实施效果看,这种做法确实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视,从而在策略上掌握了主动。再次,恰当把握时机,主动打开局面,不单纯依赖美国行动。乒乓外交就是最好的说明。它虽不是秘密渠道的组成部分,却是将秘密渠道从停顿推向高速运转的重要契机。它反映出中国改善关系的友好态度,是用公开信号对美国传递秘密信息的回应,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却又微妙地发出警告——如果秘密交往受挫,中国可以组织人民对人民的往来。可见,中方看似“我不主动,也不回避”,“不冷不热、不亢不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30页。),却在实质上牢牢把握了主动权。熟悉中国风格的外交家明白,“对中国来说,如果你敲了一扇门,他们就会打开另一扇门”(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28, p.322.)。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国反复接触的基辛格则谈道:中方是“设法让对方主动提出中方喜欢的建议,然后中方予以认可”(〔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39页。)。这是中国的外交艺术,这种艺术离不开老一辈领导人对复杂国际局势的深刻理解,对策略的纯熟运用与对时机的恰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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